AI時代系統級商業秘密的司法驗證方法 -

——以透明銀行為例

一、一位資深法官認為「無解」的新問題

最近，我們討論了一個現實問題。隨着AI編程能力不斷提高，一個複雜的軟件系統，已經不再必然需要幾十名程式設計師長期分工開發，而可能由一位同時理解業務、架構和AI開發的工程師，帶領一組AI在較短時間內完成。

未來，一個AI架構師可能同時掌握無鏈平台架構、透明銀行業務邏輯、數據庫設計、狀態機、驗證結構、責任鏈、AI開發流程、Prompt體系以及關鍵代碼。

如果他離開公司，不帶走原始碼，不複製文檔，也沒有明顯的下載記錄，只憑記憶中的系統認知，再藉助AI重新開發出一個高度相似的新系統，公司應當如何保護自己的商業秘密？

我們曾就此向一位長期從事相關審判工作的資深法官請教。其初步判斷是：按照傳統案件中常見的證據路徑，這類問題幾乎無從下手。過去的商業秘密案件通常尋找複製、下載、帶走文件或者代碼相同等痕跡；而在AI重建場景中，這些直接痕跡可能全部消失，系統卻仍然能夠被重新建立。

這並不當然說明商業秘密制度已經失效，而是說明案件事實、知識載體和侵權證明方式都發生了變化。

二、真正變化的是開發方式和知識載體

表面上看，這是AI帶來的知識產權問題；更深層的變化，是軟件開發的組織方式發生了改變。過去，複雜系統的知識通常分散在產品、業務、架構、數據庫、前端、後端和運維等不同團隊中，很少有人能夠掌握系統全貌。AI顯著提高了個人整合知識和重建系統的能力，使系統知識可能高度集中於少數人。

由此出現了一種新的事實角色：核心知識持有人（Core Knowledge Holder）。

本文所稱核心知識持有人，是指對系統的核心架構、關鍵設計決策和整體業務邏輯具有完整理解，並能夠在合理時間內藉助AI獨立重建系統核心功能的人員。他不必掌握每一行代碼或所有技術細節，但必須掌握那些無法從公開信息、行業常識或一般職業技能中直接推導出來的系統級認知。

因此，真正可能隨人員流動而離開的，不再只是某份代碼或某個文件，而可能是一個企業將理論、業務、規則和技術轉化為完整系統的方法。AI使代碼更容易重新生成，卻使「為什麼這樣設計、為什麼排除其他方案、各個模塊為什麼以這種方式組合」成為更加關鍵的稀缺知識。

三、什麼是系統級商業秘密

系統級商業秘密不是對現行商業秘密法律概念的替代，也不是另行創設一種新的法定權利。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已經把不為公眾所知悉、具有商業價值並採取相應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經營信息等商業信息納入保護範圍；現行規章和司法解釋也明確，結構、方法、數據、算法、電腦程式、代碼及有關文檔等可以構成技術信息。

因此，本文提出「系統級商業秘密」，是為了識別複雜軟件系統中技術信息在AI時代出現的一種系統化、組合化和過程化形態。判斷它是否受到法律保護，仍然必須回到三個基本條件：內容能夠被具體識別；不為所屬領域相關人員普遍知悉和容易獲得；具有現實或者潛在的商業價值，並且權利人已經採取與其價值相適應的保密措施。

這裏必須首先分類，否則公開理論、行業知識與企業秘密會被混在一起。

第一類：公開理論。例如「關鍵事實必須可驗證」「透明銀行不是把銀行搬到區塊鏈」等已經公開的理論判斷，不因被某個企業採用而重新成為該企業的商業秘密。

第二類：行業知識和通用能力。例如銀行需要賬戶、總賬和身份認證，或者開發人員在工作中積累的通用知識、技能和行業經驗。這些內容原則上不能通過商業秘密制度被企業壟斷。

第三類：系統級商業秘密。它不是某一個孤立秘密點，而是企業圍繞特定問題形成的、不能從公開信息輕易推導出來的結構組合、決策路徑和實施方法。

以透明銀行為例，可能進入系統級商業秘密範圍的內容包括：

公開理論如何被映射為具體系統規則；
無鏈平台如何適配透明銀行的業務層和驗證層；
狀態轉換、異常回滾和三層確認之間的銜接方式；
總賬與信用根的連接方式；
權限、責任鏈、安全模型和監管適配方案；
關鍵AI開發流程、特定Prompt體系以及人機分工方法；
經過試驗後被排除的路徑及其失敗原因。

真正具有價值的，往往不是其中任何一個單獨元素，而是這些元素經過選擇、取捨和驗證後形成的特殊組合關係。公開信息經過整理、改進和加工所形成的新信息，也可能具有非公知性；失敗的實驗數據和技術方案，只要能夠縮短研發時間、降低成本或者形成競爭優勢，也可能具有商業價值。

但是，「系統整體相似」本身不能自動等於侵權。只有那些能夠被具體描述、已經採取保密措施，並排除了行業慣例、功能必然性和公開來源的特殊結構對應，才可能成為判斷知識來源的重要依據。

四、法院為什麼難以判斷：比較對象發生了變化

法院不是系統開發機構，不能憑直覺判斷兩個系統是否「感覺相同」，只能依據當事人提出的具體秘密內容和合法證據作出裁判。傳統案件中，原始碼、設計文件、下載記錄、郵件傳輸和存儲介質等直接證據往往十分重要；但在AI重建場景中，新系統可能重新生成全部代碼，使逐行比對無法揭示真正的知識來源。

現行法律已經為結構、方法、算法、程序和改進後使用商業秘密等情形提供了基本保護依據。當前更薄弱的環節，主要不是法律是否承認這些信息，而是權利人能否明確自己主張保護的秘密內容，能否證明其形成過程、保密狀態和接觸範圍，以及鑑定機構和法院能否建立適合複雜系統的比較方法。

因此，比較對象需要從「代碼是否相同」擴展為「被訴系統的關鍵知識從何而來」。

這種比較不能停留在寬泛的問題定義和一般功能上，因為同一市場需求可能導致不同企業採用相似功能。更有證明力的比較對象應當是：

關鍵架構層級及其非通常的連接順序；
狀態機中的特殊遷移、異常處理和回滾邏輯；
驗證節點、責任鏈和監管適配的特殊位置與組合方式；
重大設計決策中被選擇和被排除方案的對應關係；
不屬於行業常規、卻在兩個系統中共同出現的失敗路徑；
能夠反映內部知識來源的特定術語、Prompt結構或命名習慣。

其中，開發周期異常、術語相似或者功能接近只能作為輔助線索，不能脫離接觸機會、非公知性和特殊結構對應單獨證明侵權。法院最終要判斷的不是「兩個產品像不像」，而是被訴方是否違反保密義務或者以其他不正當方式，獲取、使用了權利人能夠具體識別的商業秘密。

五、用兩類事實建立司法驗證結構

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不是預先替法院作出結論，而是讓企業在系統形成過程中留下足以支持法律判斷的事實。按照可驗證思想，這些事實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確定性事實：系統已經形成了什麼。

它包括分層架構圖、狀態機、數據庫結構、接口定義、責任鏈、驗證結構、版本發佈記錄、關鍵模塊快照、權限記錄、訪問日誌和設計文檔等。這些材料用於證明某項系統知識在什麼時間已經存在、具體內容是什麼、由誰控制、哪些人員能夠接觸。

企業可以根據重要程度採用版本管理、簽字確認、時間戳、Hash、可信存證或者公證等方式固化證據。但必須明確：Hash和時間戳主要證明特定文件在某個時間已經存在以及此後是否被改動，不能單獨證明文件內容真實、權利歸屬明確、信息具有秘密性，更不能單獨證明對方已經使用。它必須與形成主體、版本來源、保管鏈、權限控制和具體內容結合。

第二類是過程性事實：系統是怎樣形成的。

企業不需要保存每一次日常討論，也不需要把所有AI對話永久歸檔。真正需要記錄的是重大設計決策：要解決什麼問題；有哪些備選方案；為什麼選擇當前方案；為什麼排除其他方案；誰參與和決定；何時形成；此後是否發生重大修正。對於關鍵模塊，還可以保存最終採納的Prompt、AI輸出中的錯誤以及人工修正記錄，用來說明人類知識和企業內部判斷如何進入系統。

幾百字的簽字會議紀要、架構評審記錄或者決策表，往往比海量、無重點的開發日誌更有價值。特別是失敗路徑和排除理由，在形成及時、內容連續並能與具體版本對應的情況下，有助於證明企業不僅擁有最終結果，還經歷了獨特的問題識別和選擇過程。

所謂「只需要兩類事實」，不是說企業只需保留兩種文件，也不是說商業秘密案件只存在兩個法律要件，而是說企業需要保存的各類證據，從事實性質上可以歸入「已經形成什麼」和「怎樣形成」兩類。法院再依據這些事實，對秘密是否成立、是否存在接觸和使用、知識來源是否相同作出可覆核判斷。

六、法院如何形成完整判斷鏈

系統級商業秘密案件不能依靠某一個異常點或者一份代碼作出結論。更穩妥的判斷結構應當分為四個層次。

第一層：權利基礎。原告必須明確主張保護的具體內容，並證明這些內容不為公眾所知悉、具有商業價值且已經採取相應保密措施。不能只籠統主張「整個系統」「全部認知」或者「商業模式」均屬於秘密。

第二層：接觸與義務。法院需要審查被告原來的職務、職責、權限、參與項目情況、閱讀和下載記錄、參加關鍵會議的情況，以及其是否承擔合同約定或者依法產生的保密義務。核心知識持有人的認定書可以作為企業內部管理材料，但不能替代對實際接觸範圍的證明。

第三層：實質對應與使用。比較被訴系統與原告秘密內容之間是否存在實質性區別，重點審查是否出現難以由公開信息、行業慣例或者功能需求解釋的特殊結構對應。直接照搬並非唯一的「使用」；對商業秘密進行修改、改進，或者據此調整和優化生產經營活動，也可能構成使用。

第四層：合法來源與替代解釋。被訴方可以證明相關信息來自自行研發、公開來源、合法反向工程，或者屬於前員工在工作中積累的通用知識、技能和行業經驗。完整、連續的獨立開發記錄，是解釋知識來源的重要抗辯材料。

根據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權利人先提供採取保密措施併合理表明商業秘密被侵犯的初步證據；如果進一步證明涉嫌侵權人有接觸機會，且其使用的信息與商業秘密實質上相同，涉嫌侵權人需要對不存在侵權作出證明。因此，接觸軌跡、特殊結構對應和獨立形成過程，正好構成雙方圍繞知識來源展開證明的核心材料。

最終判斷應當建立在全部事實的組合上：權利基礎是否成立，接觸機會是否真實，結構對應是否具有特殊性，開發周期和失敗路徑是否形成輔助印證，被訴方是否能夠提出連續、合理且可驗證的合法來源解釋。

七、核心知識持有人的保護與邊界

核心知識持有人不是一種新的法定身份，也不在法律上「等同於公司」。這個概念的意義，是幫助企業識別一種風險顯著高於普通員工的涉密角色，並據此建立與其接觸範圍相適應的保護措施。

企業可以圍繞這類人員建立三項基礎工具：一是明確係統級商業秘密具體內容和版本的清單；二是針對重大技術決策形成過程性事實記錄；三是通過保密協議、權限分級、培訓告知、訪問日誌、離職交接和持續保密義務形成完整的管理鏈。對不同模塊和不同人員應當實行最小必要知悉，而不是把所有信息籠統標記為「絕密」。

特別保密協議可以明確禁止員工違反保密義務，利用其掌握的特定系統級商業秘密幫助自己或第三方重建系統；但不能把員工記憶中的一切知識都歸企業所有，也不能禁止其使用通用知識、技能、行業經驗和公開信息。競業限制還必須遵守勞動法律對適用人員、期限、地域、範圍和補償的要求，不能以商業秘密協議無限替代。

同樣，企業不能在協議中自行規定「出現三項相似即推定侵權」，也不能單方面決定法院的舉證責任。協議的作用是明確秘密範圍、知悉狀態、保密義務和證據保存責任；是否侵權，仍須由法院依據法律要件和全部證據判斷。

八、真正改變的是司法驗證方法

AI時代改變的，不只是商業秘密的載體和表現形態，更是商業秘密案件中證據的形成方式和司法驗證方法。

過去，案件往往依賴複製文件、下載記錄和相同代碼等直接痕跡；今後，法院還需要審查系統結構、決策過程、接觸軌跡和知識來源。過去案件的證據往往集中於可以被複製、下載或帶走的信息載體；今後還要識別能夠被記憶、被AI重新表達和重新生成的系統知識。過去企業在爭議發生後尋找證據；今後企業必須在系統形成時同步建立可驗證結構。

這首先是事實認定、證據形成和技術鑑定方法的變化，未必需要重新創設一種商業秘密權利。但是，隨着此類案件增加，司法解釋、鑑定標準、案例規則和企業合規規範仍可能需要進一步明確，尤其需要解決系統結構如何界定、特殊對應如何鑑定、公開知識與秘密組合如何區分以及員工權益如何平衡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