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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都是真的,结论为什么仍然可能错?

——读潘功胜《深刻认识中国金融结构变迁》

2026年9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深刻认识中国金融结构变迁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适配性》。如果只核对数字,很容易顺着文章一直读下去。它使用的数据大多是真的,很多单独拿出来的判断也说得过去: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在下降,政府债券融资上升,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下降,科技、绿色、小微等领域得到更多金融资源。这些变化都真实存在。[1]

但数字只能证明事情发生了,不能自动告诉我们为什么发生,更不能替后面的政策结论完成证明。前一句是真的,后一句也未必错,问题在于前一句能不能推出后一句。潘文真正值得讨论的,正是事实与结论之间那些没有闭合的“所以”。很多经济文章的问题,不在数据,而在“所以”。

一、直接融资增加了,增加的究竟是谁的融资?

潘功胜文章提出,到2026年6月末,直接融资余额已经达到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三分之一左右。[1] 数字没有问题。问题是,把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放在一起以后,“直接融资增加”究竟说明了什么?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显示,6月末企业债券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7.8%,比一年前提高0.1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2.7%,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政府债券占21.9%,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2] 在这个存量口径下,最近一年直接融资占比的上升,主要来自政府债券,而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的合计占比几乎没有变化。

这就要把两件事分开。地方原来通过融资平台向银行借钱,现在通过专项债等方式把一部分债务转到政府债券上,统计上当然表现为贷款下降、债券上升。但这和一家科技企业过去靠银行贷款,现在改为发行公司债、股票或者获得风险投资,不是一回事。一个是政府融资方式发生变化,另一个才是企业融资方式发生变化。

把它们都放进“直接融资”这个统计篮子没有问题;但如果进一步把这种变化理解成企业融资正在明显从银行转向资本市场,就必须把二者拆开。潘文自己也承认,政府债券净融资增加、专项债置换隐性债务以及银行加大不良贷款核销,会使债券占比提高、贷款占比下降;随后又说:“即便剔除这些因素,中国融资结构的变化也是显著的。”[1]

这句话反而应该成为论证的开始。既然关键在“剔除以后”,就应当把剔除后的结构变化展示出来。否则,“直接融资增加”这个真实事实,就承担了它本来证明不了的事情。增加的究竟是谁的融资,决定了这个数字究竟能说明什么。

二、贷款少了,不等于我们已经知道贷款为什么少

文章对贷款降速给了不止一个原因:金融存量已经很大,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相关贷款在下降,产业从融资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债券和股权也在分流贷款需求。它进一步把这些变化放进“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主叙事中,并判断过去那种贷款增速既难维持,也没有必要维持。[1]

这个解释可以成立,但还需要识别。因为贷款增速下降还可能来自别的原因:企业投资回报下降,不愿扩大投资;房地产调整压低抵押品价值;已有债务负担较重;银行风险偏好下降;企业对未来较为谨慎;总需求不足。这些因素和产业结构升级完全可能同时存在。

因此,我们真正知道的第一件事只是:贷款增速下降了。至于为什么下降,是经济升级以后不再需要那么多银行贷款,还是企业没有足够好的投资机会,或者一部分企业想借而借不到,这是三个不同的问题。

如果主要是产业升级和融资工具替代,我们至少应该看到另一端的资本逐步形成,而不是只看到银行贷款退出。反过来,如果股权、创投、企业债没有形成足够的替代,非房地产贷款在填补旧领域下降以后仍然持续偏弱,投资和利润也没有改善,那么“贷款降速主要是结构升级的自然结果”就需要重估。

三、新经济是“轻银行贷款”,但未必“轻资本”

潘功胜文章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传统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与行业增加值之比普遍较高,房地产、交通运输分别达到1.7和3.3;新动能行业明显较低,信息服务业只有大约0.1。文章据此说,新经济融资需求更趋“轻型”。[1]

潘文当然知道科技企业需要“另一种钱”。它后面也写到,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早期需要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中后期可以通过贷款、债券和股权等多种方式融资。[1]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它有没有看到多元融资,而是“轻型”这个概括能不能从银行贷款的数据直接推出。

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并不省钱,有些行业恰恰需要长时间、高风险、巨额的前期投入。它们可能是“轻银行贷款”,却未必“轻资本”。变化的不是“不需要钱了”,而是需要另一种钱——更多能够承担失败的股权资本和长期风险资本。

因此,判断金融结构是否完成了良性转换,不能只看银行贷款少了多少,还要看股权、创投、企业债等“另一种钱”到底长出来多少。假如银行贷款少了100亿元,其他资本增加120亿元,可以说融资结构发生了成功转换;如果银行贷款少了100亿元,其他资本只增加20亿元,那就可能不是简单的“结构优化”,而是资本形成不足。

四、“结构变好了”和“钱够不够”是两回事

文章写道,过去房地产、基础设施新增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60%以上,现在降至10%左右;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新增贷款占比升至70%以上。紧接着又判断:“这种结构变化不一定体现为贷款增量,但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1]

前半句已经承认结构和总量不是一回事;问题出在后半句——投向变了,为什么就能证明使用效率提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过去新增贷款100元,20元去了科技;现在新增贷款20元,其中14元去了科技。科技贷款占比从20%升到70%,结构看上去更漂亮,但科技得到的绝对资金反而从20元降到14元。比例改善,不能自动回答总量够不够。

更进一步,资金投向科技、绿色或小微,也不能单靠“投向”本身证明效率提高。效率最终还要看资金形成了什么:利润、现金流、生产率、技术进步,还是新的低效投资。钱去了哪里,是配置问题;钱用得好不好,是效率问题。两者不能用同一个比例证明。

五、“有效融资需求已经得到充分满足”是一句很难验证的话

文章说,中国融资市场已经从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有效融资需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社会融资条件仍然相对宽松。[1] 我读到这里,首先想问的是:什么叫“有效融资需求”?

一个企业想借钱,银行拒绝了。我们怎么判断它属于融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还是属于“这个需求本来就无效”?如果不给“有效”一个独立于贷款结果的判据,就会出现循环定义的风险:贷到钱的被归为有效需求,贷不到钱的又可能被解释成需求本身无效。

这并不是说“有效融资需求”不能测量。央行当然可以观察贷款需求、授信使用、融资成本等指标。问题是,这篇文章没有告诉我们,它依据什么标准判断“充分满足”,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情况出现以后,这个判断需要修改。

一个判断如果没有边界,就很容易适应所有结果;而一个什么结果都能解释的理论,最后往往什么也没有真正解释。

六、盘活存量和新增贷款,并不是一句“本质相同”就能带过

文章还有一句很值得推敲的话:“对于支撑经济增长来说,盘活低效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1]

提高存量资金的使用效率当然重要。如果这句话只是说,两者最终都可能支持实体经济,这个意思可以理解。但如果把它理解为二者在信用创造、银行资本占用和新增购买力上的宏观效果相同,就必须看具体操作。

所谓“盘活存量”,可能是贷款转让、资产证券化、债务重组、不良处置,也可能是旧贷款归还以后银行重新贷给另一家企业。这些做法对银行资产负债表、企业负债和新增购买力的影响并不相同。

要判断它们在什么意义上相同,不需要更大的概念,只要把账还原:钱原来是谁的资产?现在变成谁的资产?谁减少了负债?谁得到新的融资?银行有没有因此重新形成放贷能力?账一还原,“盘活存量”这个大词就会变成几种不同的经济行为。

七、最需要警惕的,是政策自证的闭环

读完整篇文章,还能看到一个更深的问题。过去几年,中国进行了房地产调整、地方债务化解、银行风险处置,也运用了大量结构性金融政策。潘文并没有否认政策在改变金融结构,它明确提到专项债置换、不良贷款核销、风险化解和金融改革。[1]

正因为政策参与塑造了结果,后面再用这些结果支持未来继续沿同一方向改革时,就更需要把“经济自身变化”和“政策造成的变化”拆开。问题不是这些政策一定错,而是政策制定者本身就在改变它所观察的经济。

现实结果从来不只是“经济规律”一个因素造成的,它同时包含政策作用、外部环境变化和市场主体的反应。否则,政策先改变了数据,数据又被解释为结构优化,再回来成为继续同类政策的证据,闭环就出现了。

这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央行才会遇到的问题。任何掌握政策工具的机构都可能遇到。正因为如此,政策制定者比普通研究者更需要反事实:如果没有这些政策,结果会怎样?如果采取另一种政策,结果又会怎样?只有把这些问题留下,政策结果才不会轻易变成政策本身的证明。

八、真正需要留下的是失效条件

这也是潘功胜这篇文章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可验证思想不是专门挑数据错误。数据当然要核验,但那只是起点。读到一个结论时,还要继续问:为什么这样解释?有没有别的机制也能产生同样结果?最后,什么事实出现时,这个解释必须修改?

比如“贷款降速提质或将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判断。[1] 那就给它留下失效条件。假如未来几年贷款继续低增长,同时民间投资持续下降,企业利润恶化,风险资本没有补上,创新企业长期融资不足,名义增长也持续偏弱,我们是不是还把这一切叫作“降速提质”?

如果仍然可以,这个概念就没有边界;如果不能,就应该提前说明什么时候不能。好的理论不是保证自己永远正确,而是给未来留下推翻自己的办法。

结语:问题常常不在事实,而在事实之间

潘功胜这篇文章提供了大量真实而有价值的金融数据。中国金融结构也确实正在改变,单纯使用贷款增速评价全部金融活动,越来越不够。这些判断都可以保留。

但从“金融结构发生变化”,走到“这种变化主要来自经济升级”;再从“经济升级”走到“贷款下降是健康的新常态”;最后再走到“现行政策方向因此得到了证明”,中间还有许多路没有走完。

所以,读这样的文章,我更愿意盯住一个很普通的词:所以。看到“所以”,就把它拿掉一次。前一句是真的,后一句也可能是真的,但再问一句:前一句真的证明了后一句吗?

文章真正开始接受检验,往往就是从这一问开始。

参考文献

[1] 潘功胜:《深刻认识中国金融结构变迁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适配性》,《求是》2026年第18期,2026年9月16日。 https://www.qstheory.cn/20260915/1c41fc49b4b44db4b2550ddd41f40315/c.html

[2] 中国人民银行:《2026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2026年7月15日。 https://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202607151234045486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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